李约瑟难题并非单纯是一个历史科目的学术问题，它更像是海棠无香，鲥鱼多刺，红楼未完式的遗憾，时时叩问着每个中国人的内心。在人类文明发展中领先了一千多年的天朝何以在近两百年迅速掉队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，先发优势等等定律统统失效。撇开意识形态不谈，由封建阶级进入资本阶级，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，由人本制度进入法治制度，中国现在到底是迎头赶上还是渐行渐远？
为什么没有技术进步，本质是因为没有制度改革，为什么没有制度改革，本质是因为已有制度的根基太深。中国的地势以平原为主，气候适宜，土壤肥沃，所形成的农耕文化讲究安土重迁，在温饱得以保障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探究外部世界。没有向外扩张的动机，甚至逐渐形成了这个民族内敛的特性。而欧洲大陆整体显示出支离破碎的分布，没有整块的大平原以形成组织扁平的农业社群。狭长的海岸线使得毗海而居的人民必须掌握航海技术以谋生。耕地的多寡成就了一个民族的安逸或是雄心。中国的自然禀赋似是困住了民众的进取心。
底层没有改弦更张的动力，上层却有因循守旧的决心。在中国，统治阶层长久以来都奉行着稳定大于发展，公平大于效率的价值观。试问这样一个暮气丛生的大一统政权如何诞生？一个流行的观点与黄河有关。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，而近三千年里黄河的频繁改道导致无止尽的洪涝泛滥，而恰恰因为黄河流域之广，牵扯之大，非有一疆土庞大的国家无以治理。同时兴修一整套水利工程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，非有一权力集中的政府无以兴修。因此，中国天然地担上此类国家级别的水利工程，使得政府早熟地获得了它能力范围以外地集权和资源。它亟需消化内部的种种矛盾，以至于忘记了自身的进化和对外的探索。
简单来说，广袤的耕地使得航海和地理大发现远离了中国，而以黄河长城为首的国家工程给了政府过度的权力。从这里推出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与中国无缘也许太过武断， 但这至少是我较为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我的史观大略来自于黄仁宇和钱穆两位大师，他们都不算是科班出身，倒也符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票友的身份。黄仁宇心心念的中国之缺乏数目字上的管理 深得我心，高官大员们的管理思路是泛道德而非泛逻辑的，非黑即白的二元论，道重于术的形而上学等等简略又玄虚的思维模式大行其道，然而不进行精细的运筹管理，财政，军事等等国力象征始终无法突破瓶颈，最终的革命性变革也不可能到来。钱穆对于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刻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书刻画出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日趋稳定的统治模式。这样的统治模式本质上不断轧平社会阶层，达到一个天子驭万民的理想国，可是以中国之广阔疆域，光靠皇帝一支而没有代理阶层施政司法又不可能真正进行管理。于是在皇权与行政代理阶层（可以是贵族阶层，也可以是士大夫阶层）地此消彼长中，厚黑学和阴谋论得到了进化，实用的思想与技术却停滞不前了。